8月28日，第6届东京非洲开发会议(TICAD)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落下帷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会上提出“非洲新战略”，称“日本的政府和企业将共同为非洲主导的发展提供支援”，日非领导人在会后发布《内罗毕宣言》，并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备忘录。

　　东京非洲开发会议

　　东京非洲开发会议是由日本发起并主导的致力于非洲经济发展的多边合作机制，首次会议于1993年在东京召开。20余年来，东京非洲开发会议已经成为日本与非洲国家间最高级的政治磋商和经济合作机制，也是日本对非主要政策框架。

　　截至2013年，东京非洲开发会议共召开5届。应非洲国家要求，日非领导人决定自第6届会议开始，会议改为3年一届，在非洲和日本轮流召开。此次会议是该机制创设以来首次在非洲国家召开。

　　对于首次在非洲召开的会议，安倍政府可谓十分重视。此前即做足了功课。去年财政预算时，外相岸田特意与副相兼财务相麻生会谈，将日本2016年度的政府开发援助(ODA)预算比2015年度的最初预算增加1.8%，达到约5520亿日元。

　　这是1999年度以来，日本ODA预算时隔17年再次增加。这显然和本次会议有关。今年3月，日本邀请津巴布韦总统、“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穆加贝访日，承诺向津提供6亿日元政府开发援助。

　　此次，为第六届东京开发会议营造良好气氛，安倍于8月25日访问了肯尼亚。为配合安倍出席非洲开发会议，自民党派出了庞大的议员团，建立与非洲国家议会和党派合作，力争就共同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进行政策协调，寻求非洲国家的支持。

　　日本政府与非洲开发银行8月26日宣布，为完善非洲的发电站及道路等基础设施，将在2017年起3年期间开展共计30亿美元的资金合作。在8月28日的非洲开发会议上，安倍更是宣布了未来三年对非投资300亿美元的计划。

　　安倍在演讲中，还不忘在海洋事务领域对中国暗中予以牵制，称亚洲至非洲之间的广袤地域为“发展与繁荣的大动脉”，强调“负责将非洲培育为与力量和威慑无缘、重视自由、法律支配地位和市场经济的市场”，呼吁日非为实现“和平有序的海洋”而携手合作。

　　日本在非洲的利益

　　资源和市场利益，这似乎是陈词滥调，不过这自然是日本的考量之一。毫无疑问，能源多元化考量是日本重视非洲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石油危机以来日本的一种结构性需求。

　　更为重要的是，近年来非洲一体化进程加速，政治逐步稳定，经济增长显著，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上升，非洲日渐发展的经济和崛起的中产阶级是日本高品质商品的潜在市场。进入新世纪以来，中非关系的显著发展改变了非洲的边缘地位，成为大国角逐的新边疆。日本也积极推进经济合作，以提高存在感。

　　近期以来，安倍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经济学和所谓“积极和平主义”为旗帜，经济有所起色，外交也颇有斩获，似在一定程度上复兴了日本日渐衰微的地区领导角色，对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步骤加快。

　　非洲当前有54国，占联合国近三分之一的席位。与非洲的合作对日本能否入常起着关键性作用。日本政府和社会认为，40年前独立伊始的非洲国家能将中国抬入联合国，也有望于在世界事务中影响日增的日本拉入常任理事国的座席。

　　安倍主政以来，对华采取戒拒战略，对美一边倒；地区合作中另起炉灶，领土争端中的针锋相对和海外协力中的步步紧追。在东南亚、中亚、拉美、湄公河次地区和太平洋(601099,股吧)岛国展开全面竞争，尤其在高铁和核电领域竞争激烈。

　　近年来，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中国将基础设施合作视为新时期对外经济合作的重要抓手，这使日本不仅看到了基础设施的巨大利益，而且看到了其中的巨大政治裨益，因此决意利用资金和技术优势同中国展开竞争。而此前日本对基础设施建设并无浓厚兴趣而主要将之视为政府开发援助(ODA)的方式。

　　不仅如此，安倍还以“积极和平主义”为旗帜，以对非合作为抓手，实现了其复兴大国地位和寻求国家正常化目标的联动。日本自2011年首度向南苏丹派出自卫队参与联合国主导的维和任务；通过积极参与在索马里和亚丁湾的打击海盗，日本才得以在吉布提设立了迄今自卫队在海外的唯一据点。

　　日本新的非洲战略

　　近年来，日本对非洲事务关注有加。安倍提出的新非洲战略则可谓有的放矢，高质量同中国展开竞争。相比而言，日本产品、基建工程与投资不重大而重精、不求量而求质。日本自知在相关领域难与中国展开竞争，因此合乎事宜地提出了推动高速通信网和城市公共交通工具等“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的思路，以与中国传统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相区别，“以质取胜”。

　　在生产一线和医院等正探索为非洲引进丰田的“持续改善(Kaizen)”等方式，以提高生产效率。日本突出基础设施建设的高“质量”和基于人才培养的软支援，在一定程度上还属于日本企业投资的增长战略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日本企业核心竞争力，因此也可谓“扬长避短”。

　　日本对非洲的经济接触以企业为主体，这或是日本对非战略与中国的最大不同。日本政府人士也表示，300亿美元的投资中，会在另一个会议举行之际，22家日本企业将与各国政府和当地企业签署约73项备忘录。

　　而实际上在苏东剧变后中亚国家经济改革、东帝汶独立和南苏丹和平进程中，日本人的角色都非常值得关注。在理念上与中国有所不同，中国目前仍主要在维和(peace-keeping)领域大显身手，但是日本在联合国框架下展开了丰富的和平建设行动(peace building)，包括预防性外交、冲突预防、危机管理、DDR(前作战人员的解除武装、遣散和安置)、后期社会心理干预等，并自2007年起委托广岛和平建设中心进行持续的人员培训和输送，而当前中国尚无类似的培训基地和项目。

　　应该说，后者理念和实践更为先进。此次TICAD的首脑宣言中明确提到，非洲的增长需要国内经济的多元化和经济结构改革，扩大经济特区，完善海外企业投资环境；强调应加强人才培养及保健系统等软性投入的内容。其中较为瞩目的是安倍提出的多达1000万人才培养计划，主要通过日方援助项目培养的教师、日非研究人员交流、培养年轻产业工人等方式实现。

　　中日能否在非合作？

　　日本加大对非洲事务的投入，有其现实利益考虑，也有政治考量。而且中日在非洲存在某种程度的竞争关系。但是，中日在非洲的竞争关系不能泛战略化，也不能过分强调竞争性的一面。须知中日在非洲的竞争与中国和美国、欧洲国家以至新兴大国的印度、巴西在非洲的竞争并无二致。

　　非洲的资源禀赋及其在国际能源版图中的地位，在非盟旗帜下日渐统一的国家集体所具备的国际政治能量，政治经济发展所预示的市场前景、基础设施等领域巨大的发展需求使其理所当为大国关注。

　　因而除了中国和美、日、欧诸国，具备一定经济科技实力的韩国和近年来兴起的巴西、印度和印尼等地区性大国都加强了在非洲的政策和资源投入，分别提出了各自的对非合作政策框架。这大大改善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非洲日益边缘化的不利局面，也共同构成近期非洲良好趋向的外因。

　　在这些大国中，应该承认日本是世界大国中较早关注非洲国家发展的，至今东京非洲开发会议仍是当前规模最大、机制最为完善、影响力最大的非洲发展和援助的多边机制论坛之一。这一机制促进了各国对非洲的关注，也促进了非洲经济社会发展。

　　除了东京非洲开发会议，至今日本仍通过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DAC)及其非政府组织海外协力机构(JICA)在非洲大陆从事着广泛的援助和减贫实践。其对非援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一度居于第二位，仅次于法国，至今仍居于主要大国前列。对此，应予以充分肯定。

　　日本外援的经验也值得学习。日本有数十年持续的政府开发援助(ODA)经验，在如何通过ODA推进整体国益、如何有效设立、运营和监管ODA项目，如果通过ODA促进日本软实力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学习。虽然现代中非关系的历史更为悠久，中国在非洲获得了比日本更大的影响，日本在非洲的援助和投资实践方面仍有许多经验可资借鉴。

　　在最近的G20杭州峰会期间中日领导人会晤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应努力扩大两国关系积极面，抑制消极面，确保两国关系稳定改善。在多个中日韩三边场合，三国也提出了要在第四国展开产能等领域的合作，这或许是理解中日在非洲关系的合适思路。

　　(作者单位：外交学院中日韩合作研究中心)